第3版()
专栏：

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
黄少群
最近翻阅有关党史的一些历史文件，深感有一个问题亟需提出来研究，就是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历史文件——是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和方法，还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例如，文化大革命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有许多地方作了删改。这种删改，无论在态度和方法上都是令人费解的。试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横排袖珍本、一九六九年六月北京第六次印刷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以下简称《一卷本》）为据，举例如下：
《愚公移山》一文后原有“注释（一）”，说明文中提到的“三个报告”是“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卷本》将此注释全部删去，因刘少奇而株连到朱德同志。（见《一卷本》第1004页，以下只注页码者均见此书）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第二个文件中有“中央决定”三条，第三条是“……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文后并有“注释（三）”对此历史事件作了较详细说明。《一卷本》删去了“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一句和整个“注释（三）”。“注释（三）”中除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外，还提到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朱德同志，皆因刘少奇而受到株连，从《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名，而这一历史事件也就模糊不清了。（第1117页）
原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上附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历史文件，文化大革命后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上统统不见了。
文化大革命后，有的地方选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在“党的创立时期”部分里，除了党成立后的几个文件外，只收了一篇毛泽东同志的《民众的大联合》，不但没有陈独秀的文章，连李大钊、蔡和森等党的卓越创始人的文章也一篇不见。
这种做法，显然是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的极其恶劣的表演。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难道这样一删，李大钊同志就不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就不是陈独秀吗？这不仅是对历史文件的态度极不严肃，而且是有意对党的历史的戏弄和嘲讽。
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产生的事，然而，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却看到这种现象似乎依然存在。
例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选，在人名后加不加“同志”二字，那显然是以此划分“敌我界限”的。“五卷”上称同志的有“恩来同志”、“小平同志”等，这当然是“自己人”了；不称同志的有刘少奇、杨尚昆，看来这是“敌人”了；薄一波同志的名字出现了四、五处，只在开头一处保留了“同志”二字，下面的都没有，大约算“半敌人”。但是，疑问产生了：刘少奇、杨尚昆是在一九五三年的一个文件上提到的，那时他们就已经是“敌人”了吗？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就不称他们“同志”了吗？恐怕不是，是有人擅自把“同志”二字删去了。还有一问：照此原则，假如将来发现，在称“同志”的人中，有那么一位有问题，比方说是叛徒或什么的，那么，要不要把“同志”二字删去？引了他的话要不要删去？而杨尚昆、薄一波二同志的冤案现已查清，要不要把“同志”二字加上去？路线斗争将来还有，人的变化未可意料，老是这样加来删去，试问，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党的历史文件，到哪一年才能定稿，才算定稿？
还有，最近看到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选收了李大钊同志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却把文中引证“陀罗慈基（即托洛茨基——笔者注）的一段话删掉了，加上“……中略……”字样。这大约是出于一种“好心”，“帮助”李大钊同志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免去托派“嫌疑”（？），殊不知这段话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五年写的，大钊同志是在一九一八年引证的，那时列宁还一直称托洛茨基为“同志”哩！
至今还取这种做法的同志，好象也有“理由”，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是和“敌人”划不清界限，立场不坚定，爱憎不分明了。真是怪论！形而上学就有这么顽固！众所周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是世界有名的无产阶级叛徒。列宁在考茨基叛变后，还在文章中引用过考茨基的话，甚至称赞考茨基以前的一些话“写得多么好啊！”列宁的文章也多处引用过普列汉诺夫的话。一九二一年列宁在一次演说中还特别“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还希望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汇成专集，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要求哲学教授要“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一九二○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列宁在严厉揭露和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时，也还称他们为“同志”。而人家后来出《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时一概保留，并未删去，好象也从来没有人怀疑列宁和叛徒“划不清界限”，说列宁“立场不坚定，爱憎不分明”。因为列宁讲的是历史上的事实啊！如果把我们有些同志聘请去编选列宁的文集，恐怕列宁的一些文章就难逃刀砍斧削的浩劫了。
有人把这种做法美其名曰“技术性整理”。这里我们倒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曾命令各地纪念馆对历史文物作“技术处理”，把他们认为不是“自己人”的领导人的名字从文物上弄掉。如“红四军布告”，本来下面署名是“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他们命令把“军长朱德”字样抠去或用火烧残，有人问起，就说是“当年战火烧去了”，或说是“虫子咬掉了”。然而，历史事实却无情地揭穿了这些谎言。
所谓“技术性整理”对有些文件当然也需要，在这方面，革命导师也曾给我们作出过榜样。一八七二年，《共产党宣言》出德文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名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曾明确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宣言》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就严肃地说明道：“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22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的方法是：原件一字不动，另外写“导言”或“序言”和“加了一些有助于理解的历史性的附注”。（同上书第239页）这样的“技术性整理”，既保存了历史文件的原貌，又说明了历史实践的发展过程和他们的思想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这是多么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啊！
我们现在流行的所谓“技术性整理”，所使用的秘宝无非是“一删二加三改”。我们有些同志的“权力”真是大得很！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只能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相反的东西，是一种反历史、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过去有一种“倒填年月”的阴谋方法，那常常是欺负农民不识字。林彪、“四人帮”却发明了一种倒写历史的方法，即把他们现在认为是敌人的人，倒回去在历史文件上也要设法改写成“敌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要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而且在历史文件上也要实行“全面专政”！这是依仗权势，强奸历史！
如今粉碎了“四人帮”，他们炮制的那种反历史反科学的对待历史文件的态度和方法，再也不能让其继续流行了，而亟应给予彻底的肃清！
我们希望看到的历史文件是象《共产党宣言》那样的原貌！
我们要严肃地向某些同志发出呼吁：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
（原载《江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本报有删节）